流落各地的“蒙德的遗赠”
“当塞缪尔•佩皮斯(Samuel Pepys)把他的藏书遗赠给麦格达伦学院(Magdalene College)时，他唯一的条件是，如果其中一本丢失了，那么所有的书籍将被收回，并转赠给三一学院(Trinity)。自那以后，他的图书馆得到了格外细心的照料。”这是查尔斯•索马里兹•史密斯(Charles Saumarez Smith)自谦性格的典型表现。身为伦敦国家美术馆(National Gallery)馆长的他，应该主动提出，这其实是关于他或这家博物馆的一个趣谈。我们此次会议的主题是“蒙德的遗赠”(Mond Bequest)——自从1923年进入该美术馆以来，这些遗赠品就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。
实业家路德维格•蒙德（Ludwig Mond，他创建的公司后来成为ICI）于1909年辞世。他把自己收藏的意大利画作留给了他的遗孀——其中包括波提切利(Botticelli)、提香(Titian)和贝利尼(Bellini)的作品，并在她死后捐献给了国家美术馆。条件是：这些绘画将统一命名为蒙德藏品(Mond Collection)，并保存在一起。这就是这42幅画作的由来。然而，与佩皮斯不同，蒙德的遗嘱没有订立惩罚条款。这些遗赠品来到特拉法加广场（Trafalgar Square，国家美术馆所在地）10年后，当时的馆长肯尼斯•克拉克(Kenneth Clark)决定，将这些遗赠品分开，与相关作品一起进行展示，似乎“更为合理”。于是蒙德展厅(Mond Room)还在，但他收藏的画作已经流落各地了。
如今，一场小规模的“短暂团圆”正在该美术馆的一号展厅上演，时间将持续到明天。蒙德收藏的8幅“精品”再次被悬挂在一起。在一本为这次活动而出版的小册子中，索马里兹•史密斯明确提出了此次活动的目的。“我们希望，他的礼物能够鼓励其他人向国家美术馆捐献艺术品。”
这是一次可能引起相反效果的赌博；此次展览可能提醒那些潜在的捐赠者，该美术馆至少忽视过蒙德遗赠的精神。
订下捐赠条件？
艺术史学家丹尼斯•马洪(Denis Mahon)表示：“我认为他们再也不会这么做了。”但要说明的是，1997年，他将自己收藏的58件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画作捐赠给了英国慈善机构——艺术基金会(Art Fund)。艺术基金会向公立美术馆出借这些作品，并确保满足马洪的捐赠条件。艺术基金会原名为国家艺术收藏品基金会(National Art Collections Fund)，从事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久了。
艺术基金会主管戴维•巴里(David Barrie)表示：“过去103年间，大约85.7万件艺术品通过艺术基金会进入公众收藏领域。”其中许多艺术品来自馈赠和遗赠。
马洪的捐献条件包括，如果一家公立美术馆借入一件画作（国家美术馆借了28件），必须公开展示（或者公众能够很容易的接近它们）。所有的作品都不能出售。如果一家美术馆不想展示某件作品，必须将其归还艺术基金会。
创办私人博物馆？
当然，一些收藏者试图通过创办自己的博物馆，控制自己藏品的命运。伦敦的戴维•哈利利(David Khalili)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。
作为一位子承父业的交易商，哈利利通过经营房地产积累起自己的财富（登上了《福布斯》(Forbes)富豪榜）。他的藏品非常丰富。这位在伊朗出生的犹太人，拥有全球数量最多、种类最全的伊斯兰艺术藏品（超过2万件）。
尽管他因此闻名天下，但让他引以为豪的，却是他那数量位居全球之冠的日本明治时期艺术品收藏，以及他的西班牙金属嵌制艺术品和瑞典古代纺织品收藏。当他谈到这些作品时，责任、分享和宽容是他的关键词。“不要为了经济目的而收藏，”他表示，“首先，你要为自己做这件事，因为你喜欢购买并观赏这些艺术品。购买艺术品时要非常审慎。然后，将其保存、出版并展示。”
有关方面正在进行一项目录出版计划，由专家撰写目录内容，详尽介绍哈利利的每件藏品。两年后，一切都将准备完毕，就等博物馆的成立。“创办一家私人博物馆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一项事业，”他表示，“它必须得到适当的捐赠。”
当然，也有人非常希望将自己的藏品与大机构的藏品联系在一起。索马里兹•史密斯对此泰然自若。但他会把另一个与蒙德遗赠规模相当的藏品放到哪里呢？“哦，我们已在后边辟出一块地方，”他表示，“我们可能会扩建。”
只需1.1亿英镑，捐献者就可以为国家美术馆增加一个侧厅，将他或她的藏品摆放进去，并免费将其名字镌刻在门上。在那些珍贵画作的售价动辄超过100万美元的时候，这似乎是一笔便宜的买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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